43岁身材丰满，工地旁开理发店，才懂工地男人从不是饥不择食

我叫陈淑，43岁。

离婚，没孩子，爹妈都走了，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年轻时在纺织厂当了十五年“劳模”，后来厂子效益不好，跟一群姐妹提前“优化”了出来。

赔的钱不多不少，够我在这座城市的边缘，一个巨大工地旁边，盘下这个十几平米的小门脸。

“淑萍理发”。

淑是我，萍是我妈。她走的时候就盼着我能开个小店，不用看人脸色，安安稳稳。

我不会什么复杂的手艺，就会推子、剪子、刮脸，男人的那些基本款。

所以，开在工地旁，我觉得，挺合适。

店门一开，一股热浪夹着灰尘就涌了进来。

对面那栋还在建的楼，像个钢铁巨兽，轰鸣着，吞吐着，把太阳都搅得浑浊了。

我的店，就像巨兽脚边的一棵蒲公英。

第一天，没人。

我把新买的毛巾洗了七八遍，直到闻不到一点仓库的味道，只有阳光和肥皂的香气。

第二天，还是没人。

我把那把二手理发椅，用抹布擦得锃亮，每一个金属铆钉都反着光。

第三天，中午，第一个客人来了。

他探进一个戴着安全帽的头，半边脸都是泥点子。

“老板娘，剪头多少钱？”声音是嘶哑的，像被砂纸磨过。

“十五。”我站起来。

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进来了。

男人脱下安全帽，一股汗味混着泥土的气息瞬间充满了我的小店。

他头发不长，但很乱，像一丛被野风吹过的枯草。

“剪短，凉快就行。”他坐在椅子上，闭上了眼睛。

推子“嗡”地响起，细碎的头发像黑色的雪，落在他布满灰尘的脖颈上。

我干得很仔细。

十五块钱，对我来说，是今天的第一笔收入，是我的午饭和晚饭。

剪完，用热毛巾给他擦脸，擦脖子。

毛巾拂过他粗糙的皮肤，我能感觉到他紧绷的肌肉，在那一瞬间，似乎放松了一点点。

他对着镜子照了照，咧嘴笑了，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

“中。”

他从兜里掏了半天，摸出几张皱巴巴的票子，一张十块，五张一块。

钱上面，也有一股汗味和尘土味。

我没觉得脏。

我把钱抚平，放进那个崭新的木头钱匣里，发出一声清脆的“咔哒”。

这是我的事业。

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第三个。

来的都是对面工地的男人。

他们大多沉默寡言，要求也简单得惊人。

“推平。”

“两边剪短。”

“跟上次一样。”

他们坐在椅子上，往往就立刻闭上眼睛，像是要抓住这十几分钟，偷一个短暂的盹。

噪音，汗水，疲惫，是他们的背景色。

而我的小店，这把能躺倒的椅子，这条热气腾ling的毛巾，好像成了一个可以让他们短暂“下线”的开关。

我开始能分清他们。

那个总是在下午两点最热的时候来的，叫老王，五十出头，每次都只要我用推子给他推个最简单的“劳改头”，他说这样一个月都不用再剪，省钱。

那个二十刚出头的小年轻，叫张伟，每次来都带着耳机，嘴里哼着听不懂的歌，头发留得比别人长一点，要求我“稍微修一下，别太短，回去不好跟女朋友视频”。

还有那个总是一群人一起来，嗓门最大的，是他们的工头，姓李，都叫他李哥。

李哥四十多，跟我差不多大，不高，但很壮实，手臂上的肌肉像石头。

他跟别人不一样，他不打盹。

他剪头的时候，眼睛总是睁着，透过镜子，打量着我的店，也打量着我。

第一次给我整不会了。

我一个离异中年妇女，身材早就在日复一日的麻木生活中走了形，谈不上什么风韵，只是比一般女人显得“壮硕”些，或者说，丰满。

我那个当会计师的前夫，离开我的时候，最后一句话就是：“看见你就腻，像一堵墙。”

所以，当李哥那带着审视的目光，透过镜子落在我身上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厌恶。

又是这种眼神。

我攥着剪刀的手，紧了紧。

“老板娘，你这手艺不错啊。”李哥突然开口。

“熟能生巧。”我淡淡地回。

“一个人干啊？挺辛苦。”他又说。

“不辛苦，挣钱嘛，哪有不辛苦的。”

“看你这店里收拾得，干净，亮堂。”他的目光从我的脸，滑到我因为弯腰而绷紧的腰身上。

我心里“咯噔”一下。

来了。

我懂。

一个女人，尤其是一个还算有几分“肉”的女人，在这么一个几乎全是男人的环境里，意味着什么。

就像狼群里掉进一只兔子。

我前夫说我像一堵墙，可在某些男人眼里，这堵墙或许别有“风味”。

我几乎能预感到他下一句话会说什么。

无非是些暗示，撩拨，或者更直接的，带点颜色笑话。

我甚至都想好了怎么怼回去。

是用我最冷的语气说“剪头就剪头，别废话”，还是直接把剪刀往桌上一拍，说“不剪了”？

“我那帮兄弟，一天到晚灰头土脸的，”李哥的声音把我从预设的战场里拉了回来，“让他们来你这儿收拾利索点，像个人样，挺好。”

我愣住了。

他的话，很正常，甚至，带着点尊重。

“那也得他们愿意来啊。”我顺着他的话说。

“那肯定，又干净又便宜，傻子才不来。”李-哥哈哈一笑，镜子里映出的那张脸，黝黑，但磊落。

那天，李哥带了七八个人来，店里瞬间挤满了。

汗味和烟味交织在一起，但我没觉得烦。

我像个陀螺一样转着，推子、剪刀、毛巾，一刻不停。

李哥就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抽着烟，看着我忙。

等所有人都剪完，天都黑了。

李哥最后一个结账，他没让我算，直接从兜里掏出一沓钱，数了十五张十块的，塞给我。

“李哥，用不了这么多。”我赶紧说。

“多的，就当是兄弟们洗头洗脸的水钱。”李-哥摆摆手，“你这儿水也得花钱买不是？”

他没给我拒绝的机会，带着他的人，浩浩荡荡地回工地去了。

我捏着那沓还有点温热的钱，心里五味杂陈。

是我多心了吗？

也许，人家真的只是觉得我这店好，没别的意思。

我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因为一段失败的婚姻，就把所有男人都想得那么不堪。

接下来的日子，似乎验证了我的想法。

工地的男人们，几乎成了我的固定客源。

他们依旧沉默，依旧疲惫，但对我，多了一丝说不清的熟稔和尊重。

有时候，会有人在剪完头，从兜里掏出一个苹果，或者一根香蕉，有点不好意思地塞给我。

“老板娘，自家种的，甜。”

“刚发的，你尝尝。”

我一开始推辞，但他们很坚持。

那不是施舍，也不是讨好，更像是一种……友善的交换。

我为他们提供了片刻的清爽，他们回我一份朴素的甘甜。

张伟那小子，依旧是话最多的。

“淑芬姐，你这店里，缺个电视啊。”他翘着二郎腿，一边玩手机一边说。

我什么时候让他叫我“姐”了？

算了，一个称呼而已。

“买电视不要钱啊？看了电视，我这电费蹭蹭涨。”我没好气地说。

“哎呀，格局小了不是？你想想，挂个电视，放个球赛，你这生意得好成什么样？隔壁小卖部都得被你挤黄了。”

我白了他一眼。

说得倒轻巧，我这一天挣的钱，也就够个温饱。

“再说，你一个人守着个店，多无聊啊，看看电视解解闷也好。”他又补了一句。

这句话，戳到我了。

是啊，挺无聊的。

从天亮，到天黑，除了剪头，我就是对着门口发呆，看灰尘在光柱里跳舞。

晚上关了店，回到租的那个小单间，更是死一样的寂静。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没钱。”我说的是实话。

“我帮你啊！”张伟拍着胸脯，“我认识二手市场的，弄个旧电视，便宜得很。”

我没当真。

没想到，两天后，张伟真的和一个师傅，吭哧吭哧地抬来一个半大的电视。

“诺，三百块，我跟老板磨了半天。”他一脸“快夸我”的表情。

我看着那个虽然老旧但擦拭得很干净的电视，心里一热。

“钱我给你。”我准备去拿钱匣。

“哎，不用不用，”张伟拦住我，“就当我……就当我预付的理发费了，我这头发长得快。”

这小子，一套一套的。

三百块，他得在我这儿剪二十次。

我没再矫情。

“那行，以后你来剪头，免费。”

“得嘞！”他高兴地像个孩子。

电视安上了，我的小店，一下子有了生气。

傍晚，收工的男人们，不再是剪完头就走。

他们会三三两两地挤在店里，站着，或者干脆坐在地上，仰着头，看电视里的新闻、球赛、或者……婆媳大战的电视剧。

是的，他们最爱看的，居然是那些家长里短的电视剧。

看着电视里的媳D妇跟婆婆吵架，他们会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

“这个媳妇太厉害了。”

“这婆婆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唉，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那一刻，他们不是什么“工地男人”，他们就是一群在外打拼，想念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普通的男人。

他们的评论，朴素，直接，带着浓厚的生活智慧。

我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听着，偶尔也会插一两句。

“要我说，这男的就不该在中间和稀泥。”

“就是！两头瞒，迟早出事。”他们纷纷附和。

这种感觉，很奇妙。

像是回到了很多年前，纺织厂的女工宿舍，大家也是这样，围着一台小电视，讨论着剧情，也讨论着自己的人生。

我的店，好像真的成了一个“家”的某个小角落。

一个可以让他们暂时卸下防备和疲惫的角落。

李哥依旧是常客。

他话不多，但每次来，都会给我带点东西。

有时候是一袋水果，有时候是一箱牛奶，有一次，甚至拎来一条活鱼。

“工地上自己养的，没喂饲料，你尝尝。”他把装着鱼的黑塑料袋递给我。

鱼在袋子里“啪啪”地甩着尾巴，溅了我一身水。

“我……我不太会杀鱼。”我有点窘迫。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行，等着。”

他没走，就蹲在我店门口，不知道从哪儿摸出一把小刀，三下五除二，就把鱼给收拾干净了，连鱼鳞都刮得一干二净。

他把收拾好的鱼递给我，手上还沾着血水。

“拿回去炖汤，补补。”

我看着他，心里那堵因为前夫而砌起来的墙，好像又松动了一点。

我开始觉得，这个男人，或许真的不一样。

他看我的眼神，依旧直接，但那里面，没有轻佻，没有算计，更像是一种……欣赏。

是一种男人对女人的，平等的，带着温度的欣赏。

这种感觉，我很陌生，也很……贪恋。

直到那天，我才明白，我的想法，还是太天真了。

那天下午，店里人不多。

一个穿着花衬衫，夹着小皮包的男人，晃晃悠悠地走了进来。

他不像工地的人。

“老板娘，生意不错啊。”他一进来，眼睛就不安分地在我身上扫来扫去。

是我最熟悉，也最厌恶的那种目光。

“剪头？”我问。

“不剪头，就不能进来坐坐？”他拉了把椅子，大喇喇地坐下，正好堵住了门口。

“我这儿地方小，要做生意的。”我开始赶人。

“做什么生意啊？”他笑得不怀好意，“做我的生意，怎么样？”

他拍了拍自己的小皮包：“哥哥有钱。”

我心沉了下去。

该来的，还是来了。

“你要再不走，我报警了。”我拿起手机。

“报警？”他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你报啊！你问问这条街，谁敢管我‘花衬衫’的事？”

原来是个地痞。

我捏着手机，手心全是汗。

我一个外地女人，在这儿无亲无故，真惹上这种人，以后的日子别想安生了。

“我……我就是个小本生意，大哥，您高抬贵手。”我服软了。

“哎，这就对了嘛。”花衬衫很满意我的态度，“这样，每个月，给我这个数，”他伸出五个手指头，“我保你在这儿平平安安。”

一个月五百。

我一个月累死累活，也就能剩下两千多块钱。

这等于要了我四分之一的命。

“太多了……我……”

“嫌多？”他脸一沉，“我看你是没搞清楚状况！”

他说着，就站起来，朝我逼近。

我一步步后退，直到后背抵住了冰冷的墙壁。

退无可退。

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干他妈什么呢！”

一声暴喝，像平地惊雷，在我耳边炸响。

是李哥的声音！

我睁开眼，看见李哥像一头被激怒的狮子，堵在门口，他身后，还跟着好几个工人，手里……手里还拿着扳手和铁棍。

花衬衫显然也认识李哥，气焰顿时矮了半截。

“李……李哥，您怎么来了？我跟老板娘……开个玩笑。”

“玩笑？”李哥一步跨进来，一把揪住花衬衫的领子，像拎小鸡一样把他拎了起来，“你他妈跟谁开玩笑呢？”

“我错了我错了，李哥，我不知道这是您的人……”花衬衫吓得脸都白了。

“滚！”

李哥一甩手，花衬衫连滚带爬地跑了。

店里，恢复了寂静。

我靠着墙，腿肚子还在发抖。

“没事了。”李哥走到我面前，声音又恢复了平时的温和。

他身后的工人们，也都把手里的“家伙”藏到了身后，露出一副憨厚的笑容。

“淑芬姐，别怕。”

“这种人，就是欠揍。”

我看着他们，看着李哥，眼泪“唰”地一下就下来了。

不是害怕，是委屈，是感动。

离婚后，我再没为谁哭过。

我觉得我的眼泪，早就流干了。

可那一刻，我哭得像个孩子。

李哥没说话，就静静地看着我哭。

他递给我一张纸巾，纸巾有点硬，像砂纸。

我接过来，擦了擦眼泪。

“谢谢。”我声音沙哑。

“跟我客气什么。”他顿了顿，说，“以后，有事就言语一声。”

那天之后，我的小店，成了“禁区”。

再也没有不三不四的人敢来骚扰。

工地的男人们，对我更好了。

他们会主动帮我搬东西，换水，甚至连我店门口那个接触不良的灯泡，都被人悄悄换好了。

我和李哥，也走得更近了。

他还是会经常来，但不再只是剪头。

有时候，他会搬个板凳，坐在我旁边，看我给别人剪头，一看就是一下午。

我们开始聊天。

聊他的家乡，在遥远的大山里。

聊他的老婆孩子，老婆在家种地，带两个娃，大的上初中，小的好几岁。

聊他为什么出来干工地，因为儿子读书要钱，家里盖房子要钱。

“一年到头，回不了一次家，跟老婆孩子，就像牛郎织女。”他看着远处工地的塔吊，眼神悠远。

“那你……不想她们？”我问。

“想啊，怎么不想。”他苦笑，“夜里睡不着的时候，想得心都疼。可想有什么用？老爷们，得挣钱，得让家里人过上好日子。”

我沉默了。

我那个西装革履的前夫，也说过类似的话。

他说，他加班，他应酬，都是为了这个家。

然后，他就在“为了家”的借口下，跟他的女同事，搞到了一起。

“那你老婆……她一个人在家，不辛苦吗？”

“辛苦，肯定辛苦。”李哥掐灭了烟头，“所以，我得对得起她。我在这儿，一分钱掰成两半花，除了抽烟，没别的花销。挣的钱，一分不留，全寄回去。”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清亮，没有一丝躲闪。

我信他。

因为我见过他怎么省钱。

他手下的工人，有时候会凑钱去外面下馆子，打打牙祭，他从来不去。

他的午饭，永远是两个馒头，一袋咸菜。

我给他带过一次我自己包的饺子，他吃了，很高兴，但第二天，就给我送来一袋米，说不能白吃我的。

这是一个，对自己有要求，有底线的男人。

他跟我前夫，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生物。

有一天，张伟那小子又来贫嘴。

“淑芬姐，我怎么瞅着，李哥对你有意思啊？”

我心里一惊，脸有点发烫。

“胡说什么！人家有老婆孩子的。”

“有老婆孩子怎么了？这年头，外面彩旗飘飘，家里红旗不倒的，多了去了。”他一副“我什么都懂”的表情。

“李哥不是那种人。”我反驳道，也不知道是在说服他，还是在说服我自己。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姐。”张伟贼兮兮地凑过来说，“你看他对你多好，又送鱼又送奶的。我跟你说，工地上的男人，常年见不着女人，心里都……嘿嘿，你懂的。”

“饥不-择食嘛。”我冷冷地接了一句。

张伟愣了一下，挠了挠头：“呃……话糙理不糙。”

饥不择食。

这个词，像一根刺，又扎进了我心里。

难道，李哥对我的好，也只是因为……他“饿”了？

而我，一个43岁的，身材丰满的离异女人，正好是这片“荒漠”里，最容易得手的那一抹“绿色”？

我不敢想下去。

那几天，我开始刻意躲着李哥。

他来的时候，我就假装很忙，不跟他说话。

他给我带东西，我也找借口拒绝。

李哥是个聪明人，他感觉到了我的疏远。

他没再来我店里坐着，只是剪头，剪完就走。

我们之间，又回到了最初的，老板和客人的关系。

我的心，空落落的。

一边，我害怕他真的是“饥不-择食”，一边，我又贪恋他带给我的那份温暖和尊重。

人，就是这么矛盾。

直到工地上出事。

那天，风很大。

我正在给一个工人刮脸，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一声巨响，紧接着是刺耳的尖叫声。

我跑出去一看，魂都吓飞了。

对面那栋楼，十几层的脚手架，塌了一大片！

钢管和木板像积木一样散落下来，砸在地上，激起漫天灰尘。

“出事了！死人了！”

不知道谁喊了一句，整个工地都疯了。

男人们从四面八方冲向事故现场，哭喊声，叫骂声，响成一片。

我的腿都软了。

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李哥！

李哥在不在那儿？

我疯了一样想往工地里冲，被几个工人拦住了。

“老板娘，你别过去，危险！”

“李哥呢？你们看到李哥了吗？”我抓住一个人的胳膊，声嘶力竭地问。

“不知道啊……刚才……刚才好像就在那一片……”那工人也快哭了。

我的心，瞬间掉进了冰窟窿。

救护车，警车，呼啸而来。

现场被封锁了。

我被挡在外面，像个无助的傻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时间，一分一秒，都像酷刑。

我的店，成了临时的信息站和避难所。

没受伤的，受了轻伤的，都挤在我这里。

我给他们倒水，找来我所有的毛巾给他们擦血，拿出我的手机让他们给家里报平安。

张伟也在这里，他没受伤，但丢了魂一样。

他最好的一个兄弟，被埋在了下面，生死未卜。

他蹲在角落，把头埋在膝盖里，肩膀一抽一抽的。

我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背。

他猛地抬起头，眼睛通红。

“淑芬姐……小五他……他上个星期还说，等发了工资，要回家去给他妈过生日……”

他说不下去了，嚎啕大哭。

我抱着他，像抱着一个自己的孩子。

我的眼泪，也止不住地流。

那一刻，什么男女之防，什么流言蜚语，都烟消云散了。

我们只是两个，在灾难面前，同样渺小，同样悲伤的人。

不知道过了多久，有人冲进来，大喊了一声：

“找到了！李哥找到了！”

我的心，猛地提到了嗓子眼。

“他……他怎么样？”

“没事！就是腿被砸断了，人是清醒的！”

我双腿一软，差点瘫在地上。

活着就好。

活着，就好。

后来，我在医院见到了李哥。

他躺在病床上，一条腿打着厚厚的石膏，高高吊起。

脸上，胳膊上，都是擦伤，但精神头还好。

看到我，他还咧嘴笑了笑。

“吓着了吧？”

我没说话，眼泪又下来了。

“哭什么，我这不是没事吗。”他想抬手帮我擦眼泪，但胳膊一动，就疼得龇牙咧嘴。

“别动！”我赶紧按住他。

我搬了个凳子，坐在他床边。

病房里，挤满了来看他的工友。

他们七嘴八舌地，跟我讲着当时的情况。

原来，脚手架倒塌的时候，李哥就在最下面。

他本来可以第一时间跑掉的。

但是，他看到上面还有一个人没下来，他又返身冲了回去，把那个人推了出来。

结果，他自己被砸在了下面。

“李哥是为了救我……”一个年轻的工人，哭着说。

我看着李哥，这个平时连下馆子都舍不得的男人，在最危险的关头，却把生的希望，让给了别人。

这不是什么“饥不-择食”。

这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朴素的，英雄主义。

工友们陆续走了，病房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你……怎么那么傻？”我终于开口，声音是哑的。

“什么傻？”

“你不要命了？你不想你老婆孩子了？”

他沉默了。

过了很久，他才低声说：“想啊。可当时，没时间想。就看到小孙还在上面，脑子一热，就上去了。”

“我是工头，我得对他们负责。”他又补了一句。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任何语言，在这种行为面前，都显得苍白。

“你……你给嫂子打电话了吗？”

“打了。”他眼神暗了暗，“没敢说实话，就说……就说崴了脚，要住几天院。”

“她……信了？”

“信不信，都得这么说。她一个女人在家，带着两个孩子，我不能让她再跟着担惊受怕。”

我看着他，这个把所有重担都自己扛起来的男人。

我觉得，自己以前那些猜忌，那些防备，真的很可笑。

我在医院照顾了李哥几天。

给他喂饭，擦身，端屎端尿。

我一个离了婚的女人，什么没见过，没什么可害臊的。

李哥一开始很不好意思，一个劲儿地拒绝。

“淑芬，别，我自己来……”

“你动得了吗？”我瞪他一眼。

他就老实了。

只是，在我给他擦身的时候，他会把脸扭到一边，耳朵根都红了。

这个在工地上呼风唤-雨，在生死关头能豁出命去的男人，在那一刻，像个纯情的大男孩。

我突然觉得，他很可爱。

一天晚上，我给他洗脚。

他的脚，很大，很粗糙，脚底板上全是厚厚的老茧，还有几道裂开的口子。

我把他脚泡在热水里，一点一点，用指甲，把他脚趾缝里的泥垢，都抠干净。

他一直没说话。

等我给他擦干脚，准备走的时候，他突然拉住了我的手。

他的手，很烫，掌心的老茧，摩挲得我的手心，有点痒。

“淑芬。”

“嗯？”

“谢谢你。”

“谢什么，你救了我手下那么多兄弟，我给你洗个脚，算什么。”我故意说得轻松。

“不，我说的不是这个。”他看着我，眼睛在夜里，亮得惊人，“我知道，你是个好女人。”

我的心，漏跳了一拍。

“我……我好不好，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好好养伤，别想那些没用的。”我挣开他的手，逃也似的离开了病房。

我怕。

我怕再待下去，我会控制不住自己。

我怕自己会沉沦在他那双，深邃的，带着温度的眼睛里。

他是有家室的男人。

这是我们之间，一道跨不过去的鸿沟。

李哥出院后，工地的工程也接近尾声了。

男人们，陆陆续续地，开始离开。

每走一个，我的店里，就更空旷一分。

张伟是最后一批走的。

走之前，他来我这儿剪了最后一次头。

“淑芬姐，我走了。”

“嗯，回家好好过日子，别老让你女朋友担心。”

“知道了。”他笑了笑，眼圈却红了，“姐，以后，我可能……就没机会让你给我剪头了。”

“说什么傻话，有缘总会再见的。”

他从兜里掏出一个小盒子，塞给我。

“这个，送给你。”

我打开一看，是一支口红。

很便宜的牌子，但颜色，是我喜欢的那种豆沙色。

“你……”

“有一次，我听你说，这个颜色的口-红好看。”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我也不知道买的对不对。”

我的眼睛，又湿了。

“你这小子……乱花钱。”

“不贵。”他咧嘴一笑，“姐，你是个好人。真的。”

送走了张伟，我的店，彻底空了。

电视机还在放着，却再也没有人围着它，七嘴八舌地讨论剧情了。

我觉得，我的心，也跟着空了一大块。

李哥也来跟我告别。

他的腿好了，但走路还有点跛。

他结清了所有工人的账，自己是最后一个走的。

那天，他没穿工服，换上了一身干净的旧衣服。

他站在我店门口，没进来。

“我走了。”

“嗯。”

“这边……都弄完了，公司派我去另一个地方。”

“哦。”

我们之间，又陷入了沉默。

“淑芬。”

“嗯？”

“等我……等我安顿好了，我给你打电话。”

我没说话。

打电话，又能怎么样呢？

“你……你保重。”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转身，一瘸一拐地，走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街角。

我知道，我们可能，再也见不到了。

他有他的责任，他的家庭。

我，终究只是他漫长漂泊生涯里，一个短暂的，停靠的港湾。

天黑了，我关了店门。

我拿出张伟送我的那支口红，对着镜子，仔仔细细地涂上。

镜子里的女人，43岁，身材丰满，眼角已经有了细纹。

可我觉得，她好像，也没那么糟。

我打开那个木头钱匣，里面，是我这几个月，所有的收入。

我一张一张地数着，那些带着汗味和尘土味的钱。

每一张，都像一个故事。

我想起老王那被烟熏黄的牙。

想起张伟那得意洋洋的笑。

想起李哥那双，在夜里亮得惊人的眼睛。

他们是工地的男人。

他们粗糙，沉默，身上总有洗不掉的灰尘。

他们也曾让我误会，让我防备。

但最后，是他们，让我明白。

这世上的男人，跟是不是在工地上，没有关系。

有的人，穿着西装，坐在高级写字楼里，心里却是一片荒漠，除了自己，谁也不爱。

有的人，满身泥土，干着最累的活，心里却守着一份责任，一份担当，一份对家人的承诺。

他们不是饥不-择食。

他们只是……饿了。

饿的时候，他们想要的，不是一块随便什么能果腹的干粮。

而是一碗，热气腾腾的，带着人情味的，汤饭。

他们比谁都清楚，什么能吃，什么，不能碰。

我的理发店，或许，就是那碗短暂的汤饭。

可以温暖他们片刻的胃，却留不住他们回家的脚步。

这就够了。

我也一样。

我想要的，也不是一个能解决我所有问题的男人。

我只是需要一个证明。

证明我，陈淑，一个43岁的离异女人，并没有因为身材和年龄，就失去被尊重，被看见的价值。

现在，我证明了。

第二天，我在店门口，挂上了一个“转租”的牌子。

我想，换个地方，重新开始。

或许，去开一个，也给女人理发的小店。

毕竟，我的手艺，也不仅仅只会推平头。

我的故事，也还长着呢。